人类一直是社交的动物，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人类的社交方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数据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分析实验室负责人锡南•阿拉尔，在社交网络与传播领域探索了20多年，专注于研究资讯如何透过社交媒体扩散，影响市场与消费者行为。他在《炒作机器：社交时代的群体盲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炒作机器”，一个由社交网络、机器智能和智能手机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全新的信息交流网络。阿拉尔在书中深入分析了炒作机器的运作机制，并系统介绍了其对社会、商业甚至人类健康与进化的影响。西南大学师生对此展开了对话。

“炒作机器”：社交媒体的困境

研究生叶灿：在社交媒体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对它抱有非常美好的愿景，希望它能将世界连接在一起，让每个人都更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知识和资源。然而，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阿拉尔却批评其为“炒作"请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形容社交媒体？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技术在本质上是我们从自己的本性中抽取出来的毫不掩饰的欲望。”美国当代小说家唐•德里罗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技术的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人们对社交媒体寄予厚望，希望它能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社会联系，进而让人们可以与孤独、贫穷、疾病、压迫等进行有效的斗争，但时至今日，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似乎正是社交媒体加剧了人们原本想要减轻的社会病态。

在阿拉尔看来，这是因为社交媒体这一“炒作机器”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控制力强。“它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改变我们购物、投票以及进行锻炼的方式，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爱的对象。”而社交媒体之所以有这么强的控制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基于赢利的目的，换言之，是资本驱动的技术创新使得社交媒体技术不断改进、精益求精，从而带来财源滚滚。

第二，虚假信息多。“在所有类别的信息中，虚假新闻始终要比真实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入，而且其覆盖面也更广泛。”阿拉尔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了一台“可以扭曲现实的机器”，社交媒体的舆论场中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闪电”，信息很多，真相却很少。

第三，社交过度。“我们在嘈杂的社交信号中左摇右摆，这些社交信号可能来自我们的同伴，也可能来自我们周围的人群，它们放大、强化并传播了炒作机器产生的影响。”社会因过度炒作而变得过度社交化，因过度社交化产生了基于个性化的群体说服力，阿拉尔称之为社交时代的三部曲：社会炒作的高度社交化、个性化的群体说服力、注意力经济的制度化。这三个趋势逐层递进，让人类渴望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自由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这是“炒作机器”的胜利，却是社交媒体的困境。

“群体智慧”：人类的理想状态

研究生叶灿：阿拉尔指出，“炒作机器”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数字社交网络、机器智能和智能手机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引导这艘巨轮远离它正在逼近的礁石”，即需要“群体智慧”。请问，您如何理解“群体智慧”？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阿拉尔认为，“群体智慧”有三个支柱：群体中每个个体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平等性。但是，社交媒体已经使人们在炒作中高度社交化了，它使个体判断因系统和算法产生了相互依赖，同时把人们两极分化为一大堆同质的群体，只有气味相投的人才会聚拢在一起，这是由“信息茧房”导致的“群体极化”。《纽约客》杂志财经专栏作者詹姆斯•索诺维尔基曾说：“让一个群体变得聪明的最佳方法是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独立思考和行动。”然而社交媒体却让人们转向了查尔斯•麦基所说的“群体疯狂”。不过，阿拉尔对此并不完全悲观，在他看来，因炒作而出现的高度社交化究竟会把人们引领向群体智慧还是群体疯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我们所创造的网络的结构、在社会上传递社交信号的系统设计、网红的智慧，以及我们是否有用建设性的方法而不是毁灭性的方式从社会环境中不断学习的能力。他进一步提出，要利用好四根杠杆来治理社交网络——用来管理社交平台的代码、由社交网络的商业模式创造的激励机智、在使用这些系统时建立起来的规范，以及为了监管市场失灵而制定的法律。的确，社交媒体制造了一种遍在的环境，但环境中能动的主体却是人类自身。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社交媒体制造的喧嚣噪音中，人们更需要通过能动的反省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从而避免“群体智慧”，走向“群体疯狂”。

舆论引导：保持公众舆论的理性

研究生叶灿：虽然将社交媒体批评为“炒作机器”，但阿拉尔对其未来的发展仍然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相信“通过协调金钱、代码、规范以及法律，一定可以让炒作机器适应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请问，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作为科学家、创业者和投资人，阿拉尔能够从多个角度对社交媒体进行观察，具有充足的科学性，但也存在着不足——批判性和人文精神都略弱。他认为，通过鼓励竞争，我们有机会调整社交媒体背后的经济激励机制，并把炒作机器的设计从专注于如何使平台从用户身上攫取价值，转向专注于如何向用户提供价值。“鼓励社交媒体开展竞争的最佳方式是强化互操作性，数据和社交图谱的可移植性，以及让消费者能够拥有从一个服务平台迁移到另一个服务平台的能力。”然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当下，社交媒体公司的强大权力成为了私有权力，甚至可以对抗国家公权力，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公权力，私有权力的公共治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钰所言，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会治理面临全新的挑战，我们更需要洞察舆论的形成规律、引导舆论的价值导向，而不是被舆论的喧嚣所牵引。只有保持公众舆论的理性，才能保持社会治理的有序。

新技术、新应用的诞生往往都始于为人类开拓新天地的美好愿望，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成为人类的依赖对象后，它们都无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阿拉尔相信，只要社交媒体平台、政策制定者和广大用户共同努力，就能改变炒作机器的命运。那么，“起于创新、止于至善”这一科技时代的最大难题到底是否能在社交媒体身上得到解决，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