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档案馆将袁隆平雕塑前的鲜花、卡片等实物整理、收藏 西南大学 供
5月29日,为更好地继承袁隆平院士的精神和遗志,西南大学档案馆将袁隆平雕塑前的鲜花、卡片等进行收集整理,部分实物将收藏进学校博物馆。当天,西大档案馆和后勤部还在院士雕塑前上了一堂“微党课”,勉励后辈继续前行。
“隆平,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数星星了”“妈妈,我记得六岁那年您带我去汉口的果园玩。我至今都记得,果园那么美,农艺这么有趣……所以,我想学农”……这是由两位重庆剧作家根据袁隆平院士事迹打造的话剧《天下农夫》剧本。
近日,这部话剧的剧本被敬献在袁隆平雕塑前。一周来,数万西南大学师生、附中(小)学生前往袁隆平院士雕塑前敬献鲜花和大米、水果等祭物,也有市民托学校师生敬献鲜花。

现场,还有上千张卡片,师生用真挚的话语表达着对袁院士的敬意和缅怀。“您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永远不曾离开”“禾下乘凉梦,后辈不敢忘”……
“这是西大师生对袁隆平院士精神传承的体现。”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郑劲松告诉记者,因此,档案馆决定将这些鲜花、卡片等进行整理,部分实物进行收藏。
据了解,当天下午,后勤保障部共整理出25000余束(把)鲜花,以及卡片、画像等,整整拉了六车。后期将对纪念袁院士的卡片等实物进行整理,收藏进博物馆。
西大档案馆和后勤保障部还在现场上了一堂“微党课”。郑劲松回忆了自己与袁院士的5次交集,“忠诚、执着、朴实,是袁院士的品质。”郑劲松告诉大家,袁隆平将创新、高尚的种子种进师生的心里,后辈要代代传承。
《袁隆平口述自传》发布
27日,西南大学图书馆发布了《袁隆平口述自传》,以下为该书部分节选:
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
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我选择了进相辉学院,选择农业是第一志愿。
学农还有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方面有一点数学,其他没有。
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笔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字。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
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
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对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
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
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
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土改,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
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
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亲眼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
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我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因为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我利用大量课余时间去阅读国内外多种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开阔视野。
在当时任课的教师中,有一位管相桓教授,教遗传学,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含着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历史故事。
后来我开始自学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时,就去请教管老师。每次他都是非常认真细致地为我讲解,对我帮助很大。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
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我什么都想学点,什么都会一点儿。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Bass”。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
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那时候是解放初期,唱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如 Old Black Joe。
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网、陈云铎、孙昌璜等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主要唱一些苏联歌曲和美国黑人民歌。《Old Black Joe》的歌词我还记得很清楚。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沿着一溜下到江边的石阶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过渡的几分钱。你想想,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我们的宿舍是平房,一排排排列并与嘉陵江垂直,每栋10间,每间住6—8个学生。当时,我们来来往往都要路经宿舍边一条水泥人行道。
在靠近这条人行道的房间里,从窗口可看到人行道很远的地方。住在靠路边第一间的同学会说,从窗口看到远处一个摇摇摆摆的三角形上身的人走过来了,那就是袁隆平。因为我的肩较宽,经常游泳,肌肉较发达,腰又细,故上身呈倒三角形。
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考空军很严,36个项目,只1个项目不行就会被刷掉。经过严格的体检,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
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有些缓和了,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 多万大学生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
那时四川省分了四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 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
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
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是1分10多秒,只得了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 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
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我早晨爱睡懒觉,响起床铃了也不起,打紧急集合铃才起,一边扎腰带,一边往操场跑。铺盖也不叠,卫生检查时,临时抱佛脚。我思想比较开放,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参加工作后,我回过母校几次,看看老师和校园,与同学聚会,倍感亲切。2000年西南农大50周年校庆,我们农学系回校的同班同学王运正、王世兴、林乔等相聚在一起,畅谈叙旧,合影留念。2008年我再次回母校西南大学(西南农大和西南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又见到了我的同班同学陈德玖、王运正等,我们在一起聊天,回忆过去,十分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