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捐献者配型成功。”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欣喜，像是要送一份生命礼物。

“真的吗？”等到消息的人，手里电话握得更紧了。

这种焦灼的等待，发生在每一个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里。系统分配下，获得“器官”这份礼物的人，赢得了重生的可能。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例器官移植背后，都有29个希望落空的人。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

等待，大概是所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常态。他们不知道电话何时会响起，一旦那个象征着生的电话响起，他们将带着捐献者的“生命”，更加努力活下去。

一

救命电话响起

12月4日，西南医院肾科病房。

接到电话时，罗文博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5点48分。

“有肾了。”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双手握拳轻轻砸了下大腿，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困意瞬间就没了。

病床上，女儿罗同玉因浑身疼痛熬了一夜，刚刚才合上眼，面色还有些苍白。

2012年，罗同玉查出尿毒症，此后7年里与透析相伴。今年9月，罗同玉病情突然恶化，浑身疼得不行，罗文博带她从贵州老家赶到西南医院，登记申请肾移植手术。

“排队”等肾的日子里，罗同玉每周都要透析两三次。医生在她的右胳膊上放了留置针，每次透析都要在透析室里待4个小时。透析时，两根粗针头扎进胳膊，废血从一头抽出来进入机器洗涤，再通过另一头输回体内。

为照顾罗同玉，罗文博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的居民楼租了个单间，一天20元。上个月，他退掉房子，困了就在病房椅子上眯一会儿。

和前几次治疗不同，这次罗同玉感受到的痛感并没有随着透析的进行减轻。“实在忍不住了就只有放弃。”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孩，瘦得不到70斤，眼看着就等不来救命稻草了。

好在，罗文博接到了这通救命的电话。

8点，罗同玉被送进手术室，中午12点醒来。她的身体里，捐赠者的肾脏开始运转。

肾源来自一名15岁小孩。这是父女俩知道的唯一关于捐赠者的信息。

此时距离她开始“排队”才不到3个月。病友都说，罗同玉上辈子一定感动了天地，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很多人没有罗同玉的幸运。同为尿毒症患者的张强至今还没等到医院的电话。48岁的他，今年2月肾炎急速恶化为尿毒症，做完腹膜透析手术后，就登记了肾源配型，如今已经过去10个月。

“希望与失望交替，绝望与振作循环。”在器官移植这件事上，大部分患者只能一边做着透析，一边等待配型，盼望哪天能够接到救命电话。

二

死亡与重生的接力

至今，谭华仍后悔当初没有狠下决心和妻子陈晓莉离婚。

2004年，谭华在西南医院查出肾炎，不久病情急转直下。眼看着丈夫无力地做着透析，被病痛折磨，陈晓莉心里难受不已。

谭华想和妻子陈晓莉离婚，但遭到了拒绝。两人各有想法：他想让她再找个好男人；她想捐一个肾，而这必须得有亲属关系。

陈晓莉偷偷从四川泸州赶到西南医院做了配型手术。活体捐肾，夫妻间配对成功的几率仅有十万分之一。幸运的是，他们配型成功了。

听到妻子的决定后，谭华一下哭了，拼命地摇头。

对陈晓莉来说，只有你活才能我活。离婚，就是让丈夫去死，人性亲情都不准她这样做。

肾移植手术很成功，陈晓莉用自己的一个肾把丈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挽回了这个家。

身体里运转着妻子的肾，谭华更加怜惜自己的生命，也更爱护自己的家人。他回泸州老家开了个水果店，将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打算用自己肩膀扛起这个家。

然而好景不长，9年后，妻子陷入病痛，被诊断为宫颈癌，因身体较虚弱，熬了1年就去世了。那时孩子刚上高中，谭华几乎陷入绝望。

打击接踵而至，今年，谭华又被诊断为肺癌，再次走进西南医院。拉着医生，这个汉子不止一次痛哭，他知道自己必须挺过来。

“在生死边缘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谭华说，他要努力活着，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

从透析到器官移植，在医院的每一步，患者都和医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信任，互相鼓励。

西南医院肾科副主任医师徐小松看来，每一份器官捐献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在挽救移植等待者，也为捐献者家庭留下了一份念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器官捐献，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2018年5月9日，西南大学27岁的澳大利亚籍教师菲利普因病抢救无效去世，父亲彼得在悲痛之余，尊重儿子生前的意愿，作出了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和见证下，菲利普成功捐献了1枚肝脏、2枚肾脏和1对眼角膜，挽救了3位中国人的生命，让2名中国人重见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