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闻】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张大伟教授来渝 西南大学董小玉接受访谈

作者：陈璐

如何建设好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教材？其评价标准有哪些？如何处理好教材与教学的关系？11月22日上午，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赴西南大学，就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问题特邀董小玉教授进行现场采访交流。

张大伟（以下简称张）：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服务国家教育发展和新闻学教材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着力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教材体系建设。董老师，您有丰富的国家规划教材编写经验，在您看来，如何评价一本新闻传播学教材是否优秀？

董小玉（以下简称董）：评价优秀新闻传播学教材要注意三个结合：

第一，时代性和导向性的结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指出，新闻传播专业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行业趋势同向同行、技术变革同步共进。新闻传播学教材哺育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要旗帜鲜明地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近年来传媒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其技术基础、内容形态、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一本优秀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教材要实现高理论性和强实践性的互嵌。

第三，针对性和融合性的结合。教材应当具有很强针对性和专业性，满足新闻传播学不同专业方向人才培养的需求。同时彰显跨学科视域，实现经典与传统、实用与审美、艺术与技术等融合。

张：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您认为教材在教学中能发挥哪些作用？教材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董：教材是知识转化的重要载体；是素养形成的重要工具；铸魂育人的核心依托。关于教材的选取：主要选用国家级的规划教材，如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级教材。这些教材具有鲜明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适宜性的特点。关于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教材与教学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一方面，教材要体现教学的知识性、学理性等；另一方面，教学要彰显教材的思想性、逻辑性等。教材编写一定要参考、吸纳一些新的、质量较高的、反映人类文明创造和社会科技进步的研究成果，增加必要的新注释，引用一些新文献，充实相关论述和阐释，使教材更具时代气息。此外，也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教材的根与魂，在教材中传承好、发展好、运用好。

张：您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你是如何应对这些难题的？

董：教材编写与出版，会遇到编写流程较长；教材无法及时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应用；教材创新与坚守传统的张力关系等问题。如我主编的国家级教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严格遵照国家关于教材编写的要求，组织专家团队反复商讨修改，修改不下20余次。我参加编写的马工程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也是多次修改，反复更新前沿案例，以确保教材的方向性与时代性。面对困难，只有反复琢磨，精益求精，才能拿出高水平成果。

具体到新闻传播学教材，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应体现思想性与鲜活性。一是注重思想性。立足媒介环境变化，在编写上注重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文化思想“浇花浇根，育人育心”。二是凸显鲜活性。如编写教材时，要注重理论阐释的生动有力与技术进步的有机融入。尽量做到讲道理与讲故事相结合、抽象概念与生动案例相结合、显性表述与隐性渗透相结合。此外，还要注意在教材中嵌入知识二维码,实现纸质教材立体化、拓展化的实践探索。

张：您认为是否需要加强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材建设？

董：加强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材建设很有必要。新闻传播学在传递过程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导向的信息，这是极难控制的通道。通过建设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材，可以让学生明确新闻传播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此外，不少教师通过教学发现，相比于本科教材，研究生教材的建设较为滞后。因此，建设一套符合我国新闻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适合高校研究生教学需求的教材十分必要。

同时，编写教材一定要开拓中外视野，既立足本土，又要吸纳国外先进成果，建构中国视角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如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列夫·曼诺维奇教授的《新媒体的语言》，讨论新媒体对旧媒体传统的借鉴，展示新媒体作品如何创造现实的假象、与观众交互、呈现空间，涵盖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界面等多种新媒体类型。他的研究整合了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视觉文化、媒体理论等领域，这样的编写思路和知识内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纳的。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新闻传播学科对于思想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广大教材编写者要不忘使命担当，进一步深化中国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研究，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教材建设，努力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